希特勒肯定不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人。在爱情上他几乎是一个不婚主义者，自杀前才慷慨地许给了情妇爱娃一场婚礼；在友情上他最习惯的就是背信弃义，一起打天下的好兄弟罗姆、最器重的下属隆美尔最后都被他干掉。然而，作为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同时也是希特勒身上罕有的“人性之美”，希特勒终其一生对墨索里尼却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忠诚与友谊，无论顺境逆境都不离不弃，唱出了一曲忠诚的赞歌。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甚至认为，希特勒对“滑稽可笑的意大利伙伴”的忠诚，是二战当中不可解的谜之一。

  当我们谈及二战时的巨头大佬时，墨索里尼可能是大国领袖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希特勒、东条英机相比完全不在一个层级，就是在轴心国内部，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恐怕最多也只是希特勒的一个二流配角。

  但如果回到这段友谊故事的最初，你会发现，当墨索里尼达到个人政治生涯巅峰之际，希特勒充其量是一个崇拜者罢了。能这么说，比希特勒年长六岁的墨索里尼才是“法西斯主义”的缔造者，希特勒只是那个将“法西斯主义德国化”的模仿者，用港片中的流行桥段打个比方，墨索里尼就好比一位德高望重的黑帮老大，随着时势的发展，风头和声势逐渐被当年的小弟希特勒超越，尽管权势的消长阶段摩擦不断，但小弟一辈子都还是对大哥尊崇有加，还经常帮不中用的大哥排危解难。说到这里，我不禁恶俗地想起了黄金荣和杜月笙。

  墨索里尼不仅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权威，而且是第一个将其付诸政治实践的。1922年，墨索里尼率领法西斯黑衫党进行了著名的“向罗马进军”，一场“散步”下来就夺得了意大利的政权。这一神话般的夺权经历显然大大触动了此时尚是政治丝的希特勒，1923年，希特勒就“致敬性”地在慕尼黑发动了啤酒馆政变，企图复制偶像的成功模式，但结果却是一场荒腔走板的闹剧，直接将自己送到了法庭之上。

  等到希特勒最终像墨索里尼一样走上政治舞台之巅时，已经是十年之后的1933年了，当然，希特勒的夺权模式完全是“修正主义”，墨索里尼靠的是街头革命，他靠的却是民主。

  就算在希特勒成了我们熟悉的那个“元首”之后，墨索里尼至少一开始对这位昔日崇拜者的态度仍是十分冷漠。如果说此时存在一个由德意组成的“法西斯国际”的话，墨索里尼显然仍处在那个教主与导师的崇高地位，而希特勒则是作为一个暴发户刚刚挤进法西斯界，固然是有功于“法西斯国际”，但却威胁到了教主的地位；或许更重要的是，希特勒刚上台时的德国还未从战败国与经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在国力特别是国际影响力方面与看上去很美的意大利尚有差距。

  已经执政十年的墨索里尼甚至在给希特勒的书信中用老师的口气倚老卖老，“任何人都不会比我懂得更多，因为我已有40多年的执政经验”。

  1934年，偶像与粉丝，导师与弟子终于初次相遇。很难想象的是，这段“伟大的友谊”竟然是在一个充满火药味的情境中开始的。当年的6月14日，希特勒主动上门到威尼斯首次“拜见”了墨索里尼，目的是来表明德国对意大利的“小弟”奥地利没有非分之想。据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的渲染，希特勒当时“穿着一件褐色的胶布雨衣，头戴汉堡式帽子”，墨索里尼看了希特勒第一眼后便对副官说，“我不习惯他那个样子”。

  墨索里尼对这个法西斯弟子的第一印象是如此不堪，对希特勒的“话痨”尤为感到莫名其妙，将最后印象归结为这几个字：“喋喋不休的和尚。”这就是传说中的“人生若只如初见”。

  仅仅一个月后，墨索里尼用行动表明了他对希特勒的这一恶劣印象——在德国对于奥地利表现出“异动”之后，直接拿出了四个师作出兵状，武力恫吓希特勒不要轻举妄动。

  面对导师如此的武力羞辱，以脾气火暴著称的希特勒这次的表现绝对是忍气吞声，不仅迅速收敛了对“祖国”奥地利的野心，并且在此之后端正态度百般讨好墨索里尼，隔三岔五地派使者到罗马去交好，大有藩邦出使“上国”的意思。

  希特勒对友谊的执着未必感动了墨索里尼，但最终感动了命运之神。1935年10月，意大利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遭到了英法等西方世界的各种敌视，英国甚至还宣称要“制裁”意大利。此时，只有希特勒表示了对墨索里尼的各种理解和全力支持，“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让墨索里尼第一次感受到了友谊的温暖。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希特勒又迎来了一次夯实与墨索里尼友谊的绝佳机会。在墨索里尼决定出兵支持佛朗哥后，希特勒也迅速做出了追随出兵“与子同仇”的决定，预演了日后二战中他们携手参战的“感人”景象。

  这两次“公关”显然是彻底打动了墨索里尼。1936年10月，意大利和德国在柏林第一次签订了有同盟意义的条约，墨索里尼在这其中又发挥了他法西斯理论权威的长才，首次提出了“轴心”这个日后让全世界人民闻风丧胆的著名词语。撇开国与国的关系不谈，此次签约也可视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柏林结义”，拉开了两人友谊的正式开端。

  此时，希特勒这位新入伙的小兄弟也开始让墨索里尼刮目相看，德国的国力和军力正在飞速膨胀中。为了表明了自己也同样重视这份友谊，墨索里尼做出了一个让希特勒感动终生的决定。

  1938年3月，希特勒决定出兵兼并奥地利，此时他最大的心结是——墨索里尼是否会反对，毕竟，仅仅4年前，墨索里尼还差点为此与希特勒大打出手。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描述道，在决定出兵当天，“希特勒在整个疯狂的下午和晚上都在疯狂的等待着”，“等待着墨索里尼的表示”。当晚，希特勒终于得到了这份友谊的回报，墨索里尼表示“奥地利对他是无关紧要的”。

  希特勒此时的狂喜简直是语无伦次的，不断地重复着“永远都不可能忘记他”。他最感人的一段话是，“我愿意跟他一起共患难，同命运……如果他万一要说明帮助或者处于什么危险中的话，他可以确信，不论发生啥情况，即使整个世界联合起来对付他，我也将坚决和他在一起”。

  我也很确信，这是我听过最动人的友情表白，大有“我爱你，就算与世界为敌”的意思。最重要的是，在未来7年中，希特勒不断地忠诚履行着这句美丽的诺言，直到自杀身亡。

  值此感天动地之时，可是，我不得不煞风景地说一句，墨索里尼从未对这份友谊给予如希特勒这般的重视与付出。准确地说，在墨索里尼的心目中，他那趾高气扬但却外强中干的“自尊”是最为重要的；其次是他奇特却又强烈的爱国主义，既希望利用战争为意大利开疆拓土，临战时却又待价而沽；而与希特勒的友谊，最高最高也只能排在第三位了。

  1939年8月底，二战爆发前几天，就在希特勒热切盼望墨索里尼履行盟约参战之时，以好战著称的墨索里尼突然耍赖了。他给希特勒开出了一份狮子大开口的“出兵清单”，从石油、钢铁、木材到高射炮，几乎要了个遍，用意大利外交部部长齐亚诺（墨索里尼的女婿）的话来说就是“清单足能气得死一头牛，如果牛认得字的话”。

  墨索里尼的临阵退缩让希特勒大失所望，差点也准备放弃战争。最终，希特勒决定单干，在9月1日出兵波兰，二战由此正式爆发。不过，希特勒甚至没有对背信的墨索里尼表示出一点不快，仅仅要求前偶像用战争以外的方式对其进行精神支持：报纸广播上的积极宣传；虚张声势牵制英法兵力；劳务输出到德国。

  足以显示所谓这段友谊内涵“丰富性”的是，墨索里尼甚至在暗地里希望希特勒战败，还主动派人向英法一方泄露情报。据其女婿齐亚诺在1939年11月的日记中的爆料：“墨索里尼一想到希特勒在进行战争，尤其当他想到希特勒取得胜利的时候，就感到简直无法忍受。”

  1940年1月，新年刚过，墨索里尼甚至直接写信给希特勒，声称即使有了意大利的帮助，德国也不可能战胜英法，最“忠言逆耳”的是，信中质问希特勒“是否有必要孤注一掷地去冒险，连本国的政权也不顾，并且把德国几代人的精华都牺牲掉”。

  “反战英雄”墨索里尼的预言日后被证明无比准确，但很可惜，不仅希特勒没有听进去，就算是他自己，当看到希特勒数月之后炫目的军事胜利之后，也迅速摇身一变成为主战派。

  1940年3月，墨索里尼声称决定参战，但条件竟然是“当英法遭到德国进攻，已经无法支持，只要再打一拳让他们投降时，他决不拖延”，“如果德国的进展迟缓，他就要等一等再说了”。

  面对如此露骨且厚颜的参战条件，希特勒竟然还是没有生气。据说，此时除了希特勒一个人尚属热情之外，德国军队没有任何人对于意大利的参战与否有兴趣。

  平心而论，墨索里尼这次是说线日，当他发现法国已基本战败，参战条件已完全具备之时，意大利果然急不可耐地参战了。不过，热闹地打了一周之后，意大利的32个师竟然没有让法军的6个师在阿尔卑斯山防线上后退一步，然后，法国就向德国投降了，希特勒顺带也厚道地捎上了墨索里尼。

  希特勒的军事神话让墨索里尼第一次感觉到了被边缘化的危险，作为法西斯江湖的老大，墨索里尼自然是不愿拱手相让。几乎在出兵法国的同时，做着罗马帝国梦的墨索里尼也开始在非洲入侵英国人的埃及。尽管账面上是意军的50万对英军的5万，意大利竟然无法理解地遭到了彻底的惨败，连自己的老本东非殖民地也差点丢掉。1940年10月，墨索里尼又不顾希特勒的反对执意出兵希腊，结果又是惨败。意军首次攻击便被击退，被人数少一倍的希腊军队压着打，甚至还出现了意军27个师被希军16个师包围数月的“军事奇迹”。

  面对墨索里尼留下的这两个烂摊子，又是希特勒默默地跟在后面擦，原本不想打的希腊最后也打了下来，原本想集中全力进攻苏联，但还是派了隆美尔到非洲处理残局，没想到还打成了战神。

  不过，作为代价，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此时的关系已然逆转，在这一经过实力重组的友谊构成中，墨索里尼从昔日的导师和偶像变成了希特勒的跟班与小伙伴。当然，与发迹后的杜月笙一样，希特勒在明面上仍然对墨索里尼给够面子，不过，对于墨索里尼背后的意大利，希特勒可能只有鄙夷可言了。显而易见的是，希特勒此时对墨索里尼的友谊已经无法从人脉等功利的角度来解释，意大利与其说是德国的好帮手，还不如说是损友，德国军官团甚至认为，意大利不参战德国的胜面反而更大。

  1943年7月，在盟军登陆西西里之后两周，众叛亲离的墨索里尼在军事政变中下台，随即被软禁。可悲的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徒“宁无一个是男儿”，没有一人放一枪来拯救这位党的创始人，甚至没有一人站出来替他辩护，用威廉•夏伊勒的话说就是“似乎没有一个人把他屈辱的下台放在心上”。

  除了希特勒，他说过，“不论发生啥状况，即使全世界联合起来对付他，我也将坚决和他在一起”。

  在接下去的几周中，希特勒每天都在军事会议中花费大量时间讨论如何“营救”墨索里尼。绝大多数高级将领，甚至包括戈培尔都对墨索里尼是否值得营救深表怀疑，除了希特勒。

  仅仅一个多月后，希特勒派手下最得力的特种兵指挥官斯科尔兹内奇袭软禁墨索里尼的高山别墅，只用了四分钟，甚至连一枪都没放，就救出了墨索里尼。据说获救后的墨索里尼紧抱着斯科尔兹内说：“我知道我的老朋友希特勒不会抛弃我。”

  在此之后，墨索里尼彻底沦为了历史的末角，在意大利北部意气颓唐地经营着新成立的傀儡政权，这还多亏了希特勒念旧。戈培尔在日记中对此时软弱的墨索里尼大为不满，“他不像元首和斯大林那样是一个革命家。他总是以意大利本国人民为念，这就缺乏做一个世界革命家和起义者的宽广胸襟”。在法西斯革命家和爱国者两种评价之间，我想，此时的墨索里尼的选择应该是后者。

  对于墨索里尼这最后一段的政治生活，看一部帕索里尼的禁片——《索多玛的120天》就足够了。

  1945年4月28日，墨索里尼在逃亡途中被游击队捕获处决，留下了一张和情妇一起尸体被倒挂的著名历史照片。仅仅两天之后，希特勒在柏林地下室自杀身亡，兑现了他对墨索里尼“共患难，同命运”的承诺。

  早上接到香港同事电话，说有突发消息，一架马来西亚航空从吉隆坡到北京的航班失去联系了。第一反应，哪里来的消息，同事说，新华网的微博发布的，转述法新社的消息。追问有没有航班号，同事说，还没有。

  一边安排同事赶去机场，一边查找相关英文信息，只有俄罗斯RT的转述，查找北京国际机场航班信息，显示从吉隆坡到北京的MH370航班延误。这时香港同事来电，说看到法新社的原文了，而航班号也已经确定。

  很快，微博上的媒体账号开始一堆消息，微信也一样，不过都不是一手来源，转发又转发。最先大家疯传的，是说航班找到了，降落在越南的一个叫作Naming的小机场，由于这一个地区名字的拼写和中国的南宁相似，于是到了微博上，变成了南宁。

  如果说，网友传播这样的消息，是因为带着善意的期待，对于媒体来说，报道引用这个最初来自Facebook上一个自称马航工作人员的留言，只能说太不专业。根据常识，航空公司的员工知道了这样的消息，意味着航空公司也知道了，而降落在越南的机场，难道越南官方会不知道吗？而依照正常思维，如果说，出了问题，会存在隐瞒，比如飞机失联几个小时之后，马来西亚航空才公布消息，媒体最先得到的信息的来源是Twitter，但是在全球瞩目的情况下，有这样的好消息，航空公司为何不第一时间向公众通报？

  还有一个消息，在差不多十个小时之后，还在我的微信朋友圈中传播，声称是CNN的报道，飞机在越南坠毁在山区了。很多媒体的官方账号第一时间转播，可是我去CNN网站查找，却看不到。

  媒体，尤其是微博上的官方账号，大家都希望可以发布最多最快的消息，但是，由于这些媒体都没有一手消息来源，于是成了资讯传递手。当然，大部分的新闻报道，媒体都是二传手，全世界都是这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绝大部分媒体都不在现场，只能依赖通讯社或者是在现场的媒体。甚至，通讯社很多时候也是二传手，只不过它们传播速度快，可以把一些地方媒体的资讯，迅速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而通讯社为维护自己的信誉，在传递消息的时候会非常审慎，专业的通讯社都有自己的查核要求。

  转发或者传播二手资讯不是问题，但是既然是专业媒体，和网友的不同之处在于，要确保信息的来源。比如，看见其他人说是CNN的报道，或者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官网的消息，至少要去这一些地方确认一下，一来确保真实，二来别人也可能转述错误。只是，现在大家都有一种心态，只要转述的时候说清楚来源是哪里，自己就没有责任了，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文体：根据某某媒体转述某某媒体转述某某媒体的报道，当然，还有一些媒体，干脆把来源省去，显得好像是自己的一手信息。

  这是所有媒体面临的考验：谁都想做到又快又准，但是如果要保证准确就会比别人慢，愿不愿意坚持呢？

  这确实是很难取舍。CNN在报道波士顿爆炸案的时候，虽然快，但是错了很多，不但被波士顿警方嘲笑，就连奥巴马在白宫记者晚宴上也拿CNN取笑了一番。当然，有些媒体会觉得，这无所谓。

  因为接触到了家属，还有参加了马航在北京召开的记者会，于是很多媒体有了一手资讯。但是问题又出现了，报道是否准确呢？

  成都晚报官方微博账号的一条对记者会的报道，召来了批评，因为他们报道说，马航在记者会上宣布，飞机安全降落了。当然，这已被现场其他记者证明是错误的。但为何会出这样的错？

  我看了现场五分钟的视频，其实发言人只是表示，他们也看到了关于在越南Naming的小机场降落的传言，正在核实。但这一信息在这家媒体的官方微博当中，变成了发言人的肯定性表述。如果是记者向后方的编辑这样说的，那显然是记者的理解力出现了问题，如果记者的描述是准确的，但是编辑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显然是编辑的不专业。不过我猜测，不管是前方记者还是后方编辑，都没有听说过Naming这一个地区，只知道南宁。

  为何会这样？很多时候，人们总是带着自己的主观意愿去听别人的表述。很多时候，不愿意认真倾听，于是最终得出符合自己主观愿望的结果。但这正是记者编辑必须要避免的。

  不少人批评媒体对家属用镜头和问题狂轰滥炸，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在汶川地震之后，就有了很多讨论，也有不少文章甚至著作专门讲述媒体该怎么样做。我在这里想要讨论的是，在这样的事件发生之后，媒体到底是不是应该采访家属？对此，我想说的是，媒体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就是采访，但是同时也要专业，恪守伦理。

  煽情和记录家属的悲伤，并不是记者的职责，除非对方希望向媒体诉说；但是反映家属的不满和诉求，却正是媒体需要做的，也是家属在很多情况下唯一的依靠，尤其是在面对更为强大的商业力量时，相对弱势的家属需要靠媒体来发出他们的声音。

  公众可以批评媒体的不专业，违反新闻伦理。比如公众并不想看到家属悲伤的神情，很多家属也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是因为悲伤已经顾不得，在媒体的镜头前也来不及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同时公众不能彻底否定媒体的职责，如果你遇到这一种的事情，如果你对航空公司的处理不满意，假如没有媒体，你可以找谁？

  上个星期，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搞笑访谈节目《两棵蕨类之间》（Between Two Ferns）时，喜剧明星兼节目创始人Zach Galifianakis故意说奥巴马是一个书呆子（Nerd），而这位美国总统的回答是：“如果我是一个书呆子，米歇尔怎么会嫁给我呢？不信你去问问米歇尔。”似乎米歇尔是他信誉的保证。

  与混血儿奥巴马相比，米歇尔才是血统纯正的非裔美国人。她的高祖杰姆•罗宾逊曾是弗兰德菲尔德种植园中辛勤劳作的奴隶，死后葬在了专门埋葬奴隶的坟地里。父亲是一名为芝加哥市政府工作的锅炉维修工，母亲是学校的一名秘书。换言之，米歇尔的家庭是美国最普通的工薪阶级，据美国新闻媒体报道，她小时候生长在芝加哥南部的蓝领聚集区。从美国非裔奴隶的小白屋（奴隶们集体住的木屋通常刷着白漆，有些连窗子都没有）走向白宫，整整用了五代人。米歇尔是这段漫长而艰巨的行程的唯一实现者。

  人人都有均等成功机会，草根阶级也可向精英上层流动是“美国梦”的核心部分。这个梦，相比奥巴马总统，米歇尔是更好的代言人。

  米歇尔的一次讲演中，提及父亲，说他在生了一场大病之后，还要坚持工作，每次出门之前即使手脚不灵便也要自己穿衣服。她说看到那个景象，深为感动，说他是她的榜样，因为他一直辛勤工作和生活。据说，在米歇尔兄妹出生后，母亲为了照顾他们就再没有工作，一家四口人都靠工薪阶级的父亲来供养。同时，他们从小家教甚严，举一个例子，每天只被准许看一个小时的电视——有点像我们中国父母的管教方式。我敢保证，这一个小时的电视内容还必须是少儿节目或者动画片。

  总之，一个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父亲、一个蓝领阶级的家庭，却培养出了两名普林斯顿的毕业生——米歇尔和她的哥哥。米歇尔从小学业优异，跳级，读为天资聪慧的孩子们准备的天才班，最后进入哈佛法学院，得到了法律博士的学位。

  简单概括一下年轻的米歇尔姑娘吧，她就是我们从小听说的那种县级、市级高考状元，女学霸。学霸最后一直通关成为女博士。

  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之后，米歇尔事业发展顺利。她先在一家全美排名第六的大律师事务所做律师，几年后成为芝加哥市市长助手，负责城市规划和发展，之后她成为一家非营利机构的执行董事……在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前，她是芝加哥大学医疗中心（University of Chicago Hospitals，主要是针对学生和社区服务）的副董事长，同时还是几个机构的执行董事。2006年，她做副董事长的工资是二十多万美元，加上其他职务的收入，大约四十多万美元。在大选时，她比丈夫挣得多就已是美国人津津乐道的事。

  她和奥巴马的相遇是在律师事务所时——学霸米歇尔当初只是选择了一个跟着她实习的实习生约会而已。有过北美实习经历的人都知道，在一个有正式职务的公司员工眼里，实习生不过是一个学生，一个小屁孩儿。更何况米歇尔是一个年轻气盛的女律师……但是，当年学弟奥巴马追求得很真诚。

  在米歇尔所有的才能中，我最崇拜的是她做妈妈的本领。在一次接受采访中，她说两个相差两岁的女儿都由自己一手带大，从来就没请过保姆。她的两个女儿每次出现，都是一副阳光明媚、家教很好的模样。奥巴马经常赞扬妻子，说米歇尔可以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她是个高效率的持家能手”。她还会为奥巴马做他最喜欢的番茄蒜蓉小虾。

  除此之外，我没办法想象一个“和所有的母亲一样，在事业和家庭的双重角色之间挣扎、疲于奔命”的米歇尔如何坚持每天健身45分钟，并保持着“结实饱满的手臂”。为了展示这两条令人骄傲的手臂，她最喜欢穿无袖的背心裙出现在公共场合。《》以语言犀利著称的专栏女作家Maureen Dowd称赞米歇尔的“雕塑般的肱二头肌”，是“现在唯一一个能令人振奋的‘美国力量’的象征符号”。

  和“高效率持家能手”及“雕塑般的肱二头肌”相匹配的，是把白宫的草坪变成有机菜园子和在美国校园推行“新营养午餐”标准。

  新营养午餐花了总统先生1亿美元的增加性财政拨款。在2010年的《健康与消除饥饿儿童法案》之前，美国大部分学校食堂提供的午餐通常是：急冻比萨饼、急冻炸鸡块、急冻炸薯条、可乐。2012年，米歇尔宣布了该法案的最终要求后，新的午餐于当年秋季开始推出。到2014年7月1日，所有的谷类食品都必须为全谷类；校园午餐的含盐量在未来10年内，必须减少一半。同时，以往可以吃到的果汁冰棒，今后将改为新鲜水果，比萨饼皮将采用全麦面粉制作，油炸马铃薯块也由地瓜条取代。

  这可能是米歇尔为肥胖比例日渐增长（目前的数据是17%）的美国青少年们做得最实际的一件事情。也只有一个真正的母亲，才会对孩子的饮食和健康如此在意，同她相比，同样聪明、自律、强势的希拉里的母性细胞要少好几个百分点——如果这些特质也可以用选票和支持率来表明。

  有一种说法是，当选民们不知道选谁做总统，就选他们的。谁的夫人更漂亮，更聪明，更让人喜欢，侧面也反映了这位先生的能力——能够追到如此完美的女性的男人一定有卓越之处。这种心态在老布什夫人芭芭拉•布什口中得到印证，老布什有两个儿子，哥俩都从政。有人问芭芭拉•布什，这两个儿子谁会成为美国总统，芭芭拉•布什说，她不知道这两个儿子谁更像美国总统，但是劳拉更像一位。

  让我们再从社会学家的角度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美国的社会学家们认为，今天美国人的婚姻处在“自我表达婚姻”（self-expressivemarriage）的时代，人们把寻找婚姻的对象看成实现更好的自己、完成个人塑造的一个可选择的方式。“是你的存在，让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电影《尽善尽美》（As Good As It Gets）的这句台词，可被理解成志同道合的婚姻的标签。

  或许这句台词可以变成“是你的存在，让我想成为一个总统”。这是真的，在奥巴马准备竞选总统时，米歇尔看过他的竞选计划之后才答应和他并肩战斗。作为一名高层职业女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和多家机构的董事，她不但为丈夫的竞选计划把关，更利用她在商界的人脉为奥巴马的竞选筹集到不少赞助。很难想象，没有米歇尔的奥巴马会竞选并且连任成功，总统应该是那个站在身边、象征着美国的那个人。

  洪晃在《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中曾提及，有75%的中国女人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而米歇尔，无疑是美国独立知识女性的代表，她的例子是“干得好才能嫁得好”。

  最新数据表明，有高达64%的美国民众对米歇尔抱有好感，比总统奥巴马高出11%。她的人气一直高于奥巴马，我甚至认为，如果米歇尔和希拉里一同参加下一届总统大选，那么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选。别忘了，希拉里也是一名出色的。

  2013年4月，我先看到了荒木经惟的书《东京日和》（荒木经惟、荒木阳子著，罗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说不上喜欢里面的照片，但是荒木的文字我很确定地喜欢，那是一种从容自然的流露。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些恰好是我们一般理解的作家们所欠缺的，如果理解到这一层，那肯定会更加喜欢和珍爱荒木经惟的文字。

  也许对于荒木来说，写出这样的文字并非刻意，也不是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对他来说更像是一种交谈，甚至就是口述的我也不意外。不过当然并非是什么口述，而是日记体，记在便签上，记在生活的角角落落里，关于他和他所失去的妻子。

  正是源于这种喜欢，随后广州举办荒木经惟的摄影展时，我难得去看了一次。在开幕当天，冲动或者不惜大老远和女朋友赶过去，放在别人眼里也许都不算得上什么，但我却觉得对于不爱热闹和赶时髦的自己来说，的确只有出于真心钟爱这一个理由才说得过去。

  随后不几日，朋友小平所在的出版公司做出了另一位日本摄影师森山大道的《犬的记忆》（金晶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版），朋友看在我喜欢荒木经惟的份上自然又寄给我一本。作为并行的两位日本当代摄影大师的名字，第一次同时出现在我的书桌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森山大道这一个名字，如果之前看到的关于这本书的宣传和部分图片以不是实体书的理由不算在内的话。

  起初森山大道的黑白照片没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我倒是时而觉得这本书印刷太差了，怎么将黑色照片弄得那么脏，甚至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出来嘛。

  人总是有阶段性的认识和态度，这一点不奇怪。后来看到森山大道的访谈，他也经常将此作为口头语，比方说“这是我现在的感受”，言外之意就是当下如此，以往和以后不一定。我对森山大道的认识也是，从黑乎乎什么都看不出来，到迷恋得难以自拔，只有一周的时间。

  我喜欢《犬的记忆》中森山大道寡淡和无欢的情感世界。他非执拗但也有点念念不忘自己的过往情史，还有他对自己年轻时的一些场景的碎碎念，这些都让人觉得这是一个角色很模糊但有着人的味道的艺术家。

  时间并不能更改一切，但却能改变一个人的诸如心境、判断之类的东西。此时是2013年6月2日，我有一大把的东西要写，有用来维持生计的，也有自己想用功努力的，但却怎么都提不起精神，只想回顾一下我与森山大道的“交往”过程。这是怎样的一种矫情我暂时还认识不到，但可以确认的是，两个多月以来我被其吸引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

  比方说，我在网上浏览了一切能找到的关于森山大道的东西。看了一部纪录片《犬的记忆 森山大道•写真之旅》（http：v_show/id_XNDk2NTE5MDY0.html），脚本和作品跟同名书有重复，但能听到森山大道自说自话和阐释一些读者感兴趣的东西，也算是一种惊喜。在广州美术学院对面的巷子里看到《北海道》（Hokkaido，Daido Moriyama，2008），没舍得花那么多钱买一本有很大的可能是盗版的画册，但我站在那里将之从头翻了一遍。看人家的不过瘾，对于据说有着强烈占有欲的天蝎座来说，我势必要拥有一点才行，于是我上网找到了进口摄影集和台湾版的书籍，几天下来，收到的进口摄影集和台版书籍大大小小已有十来种了。虽说买书一贯是我的日常行为，但是短期内如此冲动地买上千把块钱的还是第一次。当然，网络自然是如今了解一个人的有力方式，比如我在豆瓣网上找到一个ID叫“熊仔侠”的人，他不但翻译了《犬的记忆 森山大道•写真之旅》，还翻译了《森山大道•映像》［Daido Moriyama：In Pictures（2012）］，及时公开了片源和中文字幕。

  当一种关注源于难以自拔时，这至多说明你已经在沉沦了，至于能否得到和得到什么则完全考虑不到。拿到手里的DaidoMoriyama：The World through My Eyes（Skira，2010年11月版）有一种非比寻常的厚重感，价格不便宜，也的确够厚，铜版纸四百多页。整版出血的大图，好像再大的纸张都不够摆放，不留一点余地，这是森山大道摄影集一贯的风格。这本合辑几乎涵盖了森山大道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几乎那些被人熟知的作品都收入进来了。虽然将抹掉时间概念的图片一起看，会忽略森山在自己生命中的变化，但从中你也能发现啥东西在一个人贯穿的生命中是固执而顽强的。

  森山大道是一位说和写都非常厉害的摄影师，了解他的言论和文字当然也是进入他摄影作品的一扇窗口。《昼之校 夜之校》（陶玲玲译，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3年1月版）是森山大道的讲座，大多为学生提问，也有森山就一个话题延展开去的夫子自道。在高校的讲台上，森山大道一点都不像教授或者大师，最多是以前辈的体验来告解大家。技术、流程、器材、手法等细节，对于许多风格化艺术家来说将这些公布那无异于一种破产，可是森山显然不在乎这些，他更愿意像他观察世界时的视角一样，沉到地面的高度平静无私地与人交流，袒露所有。

  《写真物语（上）：日本摄影大师语录1889～1989》（亦安工作室，2012年12月版）从学术和欣赏的角度介绍了日本当代摄影，有自说自话，也有他们所处历史坐标位置的划定。历史的作用便是能看到今人的影子，从森山进而到日本当代摄影，这本不厚的历史书能告诉你很多东西的来龙去脉，看到东松照明、中平卓马的言论和作品，知道其实一切都是有来去和传承的。顺便说一句，台湾人的编辑真认真，栏目格式内容都严谨可见，这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商业产品了，没有执着和热爱有时候很多事真的干不了，也不会去干。

  能够见证森山大道的“写”的，除了《犬的记忆》，就是这本《迈向另一个国度》（苏志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此书包含了森山的随笔和一些拍摄计划的来龙去脉。《犬的记忆 终章》（廖慧淑译，台湾商周出版，2009年11月版）暂时还没有简体字版引进，台湾版的当然可以一解饥渴，只是这本的印刷和装订真的有点一般。

  同样在台湾出版的《摄影的人生，旅行的意义：RICOH GR∕GXR与森山大道等摄影家的写真纪行》（森山大道、横木安良夫等合著，台湾悦知文化，2012年10月版），是看过森山大道作品后有意追随者所热捧的。但它的所谓指导意义“教科书”，不是一本正经地指导，而是让那些你熟悉的器材一一出现，将动作场景复原到第一现场，算是一次近距离的观察。

  要说可以观摩摄影师工作的，对大多数人而言最好的渠道便是纪录片。《≒NEAR EQUAL 写真家森山大道》是紧跟森山大道的生活和工作拍摄的，里面的森山依然平易近人，对习惯、感觉、记忆娓娓道来。纪录片的场景中包括森山第一次尝试使用数码相机，他快速地掌握了数码相机的工作方式，并高兴得像个孩子，他会跟老朋友开玩笑地说自己已确定进入了数码时代。

  也是在这部纪录片中，我第一次看到森山大道谈论自己的家庭，其他场合只有在一个年表里交代过他结婚生子的时间。森山说自己没有跟老婆孩子住在一起，起初是一周回去一次，后来变成一年回去一次。他说把自己交给了摄影，义无反顾。这多少有点让人失望，一个当初因为失恋而走上摄影道路的艺术家，感情生活竟然如此平淡甚至是不尽如人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看森山大道的一切对于我都有一种治愈功能。不知道为啥，每当我上床睡觉时躺在床上打开一本森山的画册，那些扑面而来的剧烈黑白对比，以及呆板疯狂的面孔，对自己来说总有一种踏实的疗效。它们还可以成为反击庸常化和荒谬不堪生活的一种武器。

  我看了很多森山先生的摄影集和作品，各种能实现的渠道都算上，反正数量上已经不少了，以至于新到的一本书拿在手里，总会发现一些老相识的照片。这不意外，反而可以产生一种温暖的情绪，也就是说，此时此刻我自觉自己与森山大道先生有了某种并非深刻但一定很厚重的交往。

  几年前一个同样喜欢欧美摇滚乐的同事问我，如果要花很多钱去看音乐现场最想去看谁的，我想都不用想说，我想看的都死了。对于认为只需守旧就已经很满足的我来说，不管是Kurt Cobain还是Jim Morrison，他们都已经归于泥土，其他人见与不见都不是情结所在了。可是如果现在有人问我，要花上很大的代价去问候一个人，那我就能说出森山大道的名字了。

  对于我来说，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便喜欢上一个艺术家，是一件非常轻浮的事情，如果放在以前，我会刻意回避，如果是别人，我甚至会报以嘲笑的表情。但事实是，世界从来就没所谓的规律可言，尤其在心境和精神层面上来说。

  森山大道的作品连同他所写的散文和访谈对话中的所言，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些共同构成了他独特的个人魅力。在我逼仄狭隘的视线里，有如此魅力的艺术家并不多，活着的更是没有几个。森山大道那张四四方方的大脸有一段时间竟然会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梦中，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会想着他的某一幅作品或者他讲话时的样子入睡——很惭愧，更是羞愧，一个“直男”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如果你体会到这种羞愧，也应该体会到我此时此刻的一点心境乃至正在言说的这个人有多厉害了吧。

  《森山大道，我的写真全貌》（黄亚纪译，原点出版社，2013年4月版）是一本集多年的访谈合辑，如此厚重的言论同时扑面而来，几乎能看作是森山大道的一种自我消解。他的观点和行为背后的精神，在一次次对谈中得到了体现。从中也显而易见，森山大道在“说”的时候能理性十足，且充满对异化世界的不确定感。无论是对“挑衅”行为的解释还是对自己备受争议的摄影风格的阐释，都有他个人的非大路货的解释。

  这本书中有一张跨版照片，小女孩疯狂地在跑，表情怪异。那不是年轻的表情，好像是在巨大的恐惧过程中的一种内心流露。事实上在森山大道抓拍这样的照片时不太可能有某种危险出现，但那种表情究竟是什么，又如何而来呢？这是让我发呆许久的一张照片。在这本台湾新近出版的访谈录中，这张照片的印刷不是很好，失去了一点质感。在Thames & Hudson出版的Daido Moriyama（2013年4月版）中，尺寸缩小了，但铜版纸印刷更显精致和表现力。总之，这是一张经典作品，在很多森山大道的书籍中也经常作为配图出现。

  同样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还有一张小女孩在跳绳的照片，玩耍，但一点也不可爱，甚至表情中的愤懑和拼命劲儿，还会让人感到恐惧。这同样难以解释，但也同样地产生出莫名的震撼感。

  我刻意不回忆和引用森山大道“说”，因为那对于我来说实在是有太多所谓的金句了。可能是我模糊了视线，已经分辨不出哪些有意义、哪些一般般了，对于我来说它们都显得重要和金贵。在豆瓣上一本“我看过”的森山大道的书上，我的评价是“说什么都不客观了”，是啊，一个失去客观和判断力的人，其实就不必说什么了。

  读者可以不关心我的这种个人状况，但至于“何以至此”却值得花点时间一探究竟，因为这有助于你产生了解一位优秀艺术家以及他的作品的兴趣。我可是评论家啊，至少也是一个以写文学和电影评论为主的写手吧，客观和判断力都应该是随身之物，在品评和审美的对象面前我从来都是保持着高度警惕和清醒。这本来也没什么好说的，但发生在接受森山大道之时出现了如此慌乱状态，大概又可以说明这个家伙有多厉害了吧。

  如果你也好奇这种语言上极其肤浅和苍白的描述之下的厉害，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买两本森山大道的画册和书，翻看一阵子，我觉得那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并且是值得的。

  报刊一些周期性的选题设置，往往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思考。有一些选题的“周期”看似比较长，但其实可能是对当下社会议题和社会心理的回应。比如在刚刚成立了自贸区的上海，近一段时间的报纸上就有关于“纪念上海开埠170周年”的报道（更多的可能是广告）。当然，也有说是“庆祝”的。但“庆祝”就引发了疑虑。因为，上海是怎么“开埠”的？在1840年战争之后，全中国的通商口岸城市是怎么“开埠”的？这么一问不要紧，就问出民族感情问题来了——包括民族的耻辱感。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通商口岸的打开——“开埠”本身，也代表着“打开国门”。而“打开国门”，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是战败的结果。这就不免让人至今纠结。

  我曾偶然在1901年9月的《清议报》上读到一篇转载自日本报纸的评论《中日兴亡之一关键》。该文作者的观点很独特，他认为，中日两国在近代之所以走上强弱异势的道路，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中日两国外交启端之相异”。

  所谓“外交启端”，即作为东方国家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对于日本来说，这个“启端”，就是美国“水师提督”佩理“以军舰强请通商，日本遂大开国门”；而在中国，则是广州的英商的对华贸易，以及由此引发的战争和战后的“五口通商”。

  这两者的不同在于，对于日本而言，“外国（即美国）以强大势力威吓强请”“使国民之神经为之冲刺，幕府之骄心为之挫折”，“当时有志之士，虽不胜悲愤，在今日观之，却若与我一佛棒耳”。所以，在该文作者看来，日本“开国”，接受外来事物就较少内部的阻力。

  而对于中国而言，这样的开端，始于英商的民间非法贸易，他们对于中国政府一直取“哀恳”“恭顺”的态度，“苟不至损其利益，则唯中国官吏之命是从，中国因此益长其一层骄傲心”。林则徐在虎门焚烧了，“外人之在场观者，莫不称颂中国施政之公，以谀中国官吏，且英领事不敢单以此事遂至用兵，因是益长中国之骄傲，后虽屡被打击，而其顽迷尊大之性，终不可移。所以至今日之衰弱危亡之状态者，实开国时所遇之势有以使之也”。

  上个世纪之初的这位日本作者的分析，虽然有简单归因的倾向，但的确耐人寻味。它启发我想到两国内部对于外来威胁性信息的反应效率问题。

  美国人佩里所率军舰仅仅以军事威吓面对日本，就惊醒了这个东方小国。而一场真实的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却不能惊醒一个大帝国——直到又过了50多年，被那个小国再次打败。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想，个中原因除了中国有比日本更为自信的文化资本之外，也可能反映出：的内部信息传播—反应机制以及与此相关的举国动员机制，其效率明显低于日本。而这种信息传播—反应机制的效率，与国土幅员大小有关，与政治文化有关，与权力的层次简繁有关。而这里所言的信息，不是指靠“八百里加急”的驿马传递的动态消息，也不是指西方科学技术这一类静态知识，而是指对某一种大势的判断和意义的认同。它的传播速度，比前两种信息更依赖于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而不是物质化的传播工具。在今天也是一样。

  此外，这篇文章还从中日两国所面对的西方列强的不同做多元化的分析，即“中日两国开国事业之顺逆难易所以不同者，谓由开国当初之引导者不同”。

  英国当时已经侵占印度，其势力范围与中国相接，在东亚全面实施殖民主义政策。而美国则跨越太平洋而来，初试通商于日本，并且一开始就“严禁输入，设海关，定港务，及教征收船舶之顿税”，因此不可能因保护贸易而发生战争。

  这个观点其文阐述得不是很清楚，大意可看出英美两国的规范和文明程度相异，对中日两国的伤害程度也相异。无论这个观点是不是正确，但是在日本，那个以军事威吓强迫日本“开国”的美国海军将领佩里及其行动，是一直受到纪念的，我看到的这篇文章就是纪念文章。日本近代著名政治家大隈重信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把这个人物和这个事件当作是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在中国，贸易、战争，以及贸易、战争中的英商、英将，则一直在中国史书中成为被谴责的对象。两者待遇差异悬殊，恐怕不是因为日本人比中国人有更宽大的胸怀尊重对手吧？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其中的“开国”这个词，就是“打开”的意思。而我们一般汉语语境中所言的“开国”，则是一个王朝或新国家的建立，我们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就是这一个意思，“开国元勋”，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而日本这部史书中的“开国”，则是指“被人开国”——即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舰远征至日本江户湾，日本被迫签订条约，由此结束了日本的锁国政策，也由此走上了仿效西方的近代化发展道路，其中最重要的一幕大戏就是明治维新。这个“开国”，是“打开”之“开”——哪怕是被迫的。

  如果拿这种“开国”的含义来看我国，那么，我们相类似的近代“开国”比日本还要早呢，就是1840年战争失败之后，被迫与英国签订“五口通商”的《南京条约》。但以此为起点，我国却走上了一条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道路。我们也有机会，比如洋务运动，比如戊戌变法，但都没有抓住，一直到几近“亡国”——首都数次被破，国土大半沦丧。而差一点“亡”了我们这个国的，正是比我们“开国”晚的日本。

  由明治重臣大隈重信邀集这个历史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们合作撰写的这部鸿著《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既包括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珍贵回忆录，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教育、商务，乃至医学、数学、海运、铁道、通信等各方向重要的发展和制度建设史。实际上，这部书的集体作者们都是怀着激动和豪迈的心情来写下这一段五十年“开国史”的。因为，这一部“开国史”正是日本由一个文化边缘的海岛国家走上世界民族之林，迈入世界强国的道路。我虽粗略翻阅，也不免被其感染，确实有令人深长思之的价值，因为，虽经百年，日本这部“开国史”，仍然是我们的祖国史书建设中所缺失的一类。

  我想到，除了被梁启超贬称作“相斫书”的二十四史之外，我们还没有这样一部激动人心的豪迈史书，因为我们的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就是伤痛和控诉。当然，合作书写这一部大书的明治诸臣，当年也肯定没想到日本在发动了一场世界大战之后最终被人“亡国”的结局。这也是令人感慨的。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所记录的翻天覆地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其惊心动魄的程度，一点也不逊于我国史书中对王朝嬗替和储位之争的描写。而其历史价值也比后者大得多。

  所以，以此相较，我觉得，我们当下的史书，我们的历史教育和历史知识传播，太留心于那些实际上价值并不大的历史细节了。这是一个不好的传统。它告诉我们，我们离一百年前日本明治诸臣的见识还有多远的距离。

  翻阅《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偶然在《民间教育事业》一章中看到这样一段有传奇色彩的逸事：

  天保十一年（西历一千八百四十年）土佐渔夫中滨万次郎漂流至无人岛（今称小笠原岛）为美国商船所拯救，偕往其国。嘉永四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一年）自美国还，献世界通览、万国舆地图及美国书籍数十卷。及其六年美国提督柏理来航，其书颇为之用。万次郎亦擢膺要职。安政元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四年）日本与美国始缔暂定条约，继则俄、英、法三国亦效之际订立通商条约。至是幕府始警醒锁港攘夷之策不可复行。而回视前野、衫田等先觉者奋起译述兰书之时，盖八十余年矣。

  这一段历史叙述颇为耐人寻味。除了那个渔夫的遭遇有一些传奇色彩之外，大多数都是历史事实的连缀。但是，这位渔夫起的作用，颇有象征色彩，他是第一个走出日本、走向世界的人，并且给日本带来了知识与信息，开阔了日本人的眼界。这与日本“开国”重要起始点——美国“提督”佩里率领的军舰来航，也有着微妙的关系。而这些传奇性事件或历史性事件，与更早一些时候从另一个渠道接近世界的译书事业相比，到底哪一个对日本开放影响更大，似乎还说不清。因为后者并没有“事件性”。“非事件性”的行为，对历史的影响，在评价上往往并不如“事件性”的行为大。这原因是其显性化的程度不如“事件性”行为。

  这篇《民间教育事业》还提到，日本最早接触和引入西方自然知识（“兰学”）的人群，是一些医生——在幕府任职的医官。文中提到的有丰前中津藩的前野良泽、小滨藩的衫田玄伯。

  “武人执政时代，医生讲学颇淹通，最为幕府及诸侯所器重。故明治维新以前咀嚼泰西科学之精华与其讲论方法者莫若医生。”

  如今回头来看这个与我国敌意越来越深的国家，彼此之间，已强弱异势。那个曾经成功的国家，似乎已不足为师。它们对那个屈辱的“开国”事件的价值态度，一方面是由于后面日本由此强大了，由此感激——这一点中国已经没法比。另一方面则也可以解读为——就像他们如今对美国的态度一样，是基于崇拜强者的民族性格。

  在对历史的功利化书写中，你可能遮蔽价值和道义的标准；但是，在对历史的情感化、道义化的书写中，你也可能遮蔽那些本来可以强健国民性格的积极因素。他们可能失于彼；而我们可能失于此。

  [1]马少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曾长期担任媒体评论员和专栏作者，近著有《什么影响着新闻评论》。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